7月2日，祖国斗士党创办人马哈迪在双溪大年出席该党举办的“爱我民族大集会”时声称，在疫情期间，与非马来人比较，马来人因面临压力大而自杀的人数多，他直认情况很糟糕，以至于马来人要自杀。

马哈迪还说，自杀不是马来人的习惯（tabiat），伊斯兰教义也禁止自杀行为，简单的说，他认为马来人应该帮助马来人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甚至于非马来人做比较，声称非马来人自杀是他们的文化。这一些言论验证其右翼想法。

虽然如此，我对马哈迪说的话一点都不感到惊讶。就是像马智礼这样的人，他与我在大学共事时，当时还没入土团党，他是一个倾向多元化的人。但在与土团党合作后，特别是他出任教育部长时，说话方式也倾向于种族范畴。而在离开土团党后，你还听到他在政治里发表右翼言论？即非常少甚至没有。

这就是马来西亚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存在问题。事实上，这种情况并不单单包括政治，只要不止一个政党在同一个斗争中，它可以是宗教、性别、经济阶层或任何方面都会出现。当然，在我国是以种族为主，其次是宗教，远胜于其他方面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当多个政党在相同的政治斗争时，想赢得对手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政治“攀比”，例如，当巫统给予马来人更多东西时，其他马来政党试图以同样的手段来给的更多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比巫统更加“马来人”。

马华和行动党或其他非马来人政党，也会以相同手段来争取马来人支持吗？当然不会，因为目标受众不是马来人。另一个超越种族的例子就是向B40家庭支付援助金。从前首相纳吉时代的一马援助金（BR1M）到现在的援助金额都在增加不会减少。

事实上，不给总比给得少好，因为如果不给的话，你可以建立另一个层面的论述，辩论为何不应该给，但如果给少了，政府很难自圆其说，这就是另一个“攀比”的例子。

不仅仅是这些马来政党，甚至行动党在早期也运用类似的手段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的目标群众是华人，为了获得华人社区的支持，他们需要比马华更加“华人”。然而，你可以看到，行动党的领袖在这10年里开始缓和，因为他们要把影响力扩大到马来社区。这也是一年前，行动党内的“华沙”和“英沙”的内部矛盾。

问题来了，两个具有相同目标受众的政党可不可能不相互攀比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伊斯兰党和国家诚信党（喜来登行动之前的诚信党）。两者都是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政党基础，但是伊党正沿着更保守的方向运行，而诚信党则是倾向开明。因此，他们的争夺会是说服穆斯林支持他们的想法（保守或开明）即可，不需要也无法在同等的论述上比较谁比较“穆斯林”。

在马来西亚政治中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公正党选举，拉菲兹和赛夫丁这两个主要对立阵营之间的争论就是“大帐篷”可行或不可行，而非争论谁比谁更“公正党”。即使在国际层面上，美国政治，共和党倾向于对每个人公平征税（一种更右翼意识形态），然而民主党倾向于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（一种更左翼意识形态）。在这情况下，争论的会是意识形态，而非攀比手段。

然而，虽然攀比不一定是坏事，但在现实中，这是一个零和游戏，有人需要付出代价才会有人可以从中得利。例如Grab和Uber之间的电召车服务，ShopeeFood和GrabFood食物配送服务，以及Shopee和Lazada之间的网上购物平台等，都是通过更多的优惠折价券来吸引消费者购物以超越其他对手，这也是“攀比”的一种方式。顾客当然喜欢这样，因为消费者是最终得益者。然而，这些公司在短期内可能蒙受损失一些收入，因为这是个零和游戏，虽然从长远计，就像Grab Car一样，就是大赢家。

与政治攀比类似，如果攀比可以使得整个社会受益，例如，向T1高收入者征税，并将税收用在社会其他人士身上，99%的人会感到满意。但是，这对于1%的高收入者来说，就是一个悲剧。如上所说，这是个零和游戏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这是应该的吗？

回到马来西亚的政治攀比，当他实现在种族或宗教上，这意味着，当你向特定种族或宗教提供更多时，基本上就在剥夺其他种族的份额。这是现实，也是零和增益。扩大蛋糕听起来不错，在实践上，尤其是涉及百分比时，只会是劣势。

简单来说，攀比手段大致上，尤其是激烈和极端的攀比，将会令到没被攀比的那一方处于劣势局面。

* 刘哲伟目前在国际伊斯兰大学政治学系任职助理教授。在此之前，也曾在其他高等学府执教。刘哲伟先后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取得政治学学士及硕士学位，并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。